使用海外聊天软件销售虚拟货币是否违法？ ！

你用过Telegram、Skype、Bat翻墙等聊天软件吗？

你用过这些聊天软件上的“聊天群”卖东西当“微商”吗？

如果，你有或正在使用这些聊天软件上的“群”来寻找买家和销售东西？ ——请注意，部分买家可能会利用您完成“买卖或洗钱”！ 在这里，你可能会问，你构成犯罪了吗？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利用你洗钱的不法分子，即不法分子用赃款找你买东西，同时有证据推定你“明知”“知道”“赃款” ，那你就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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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场外交易”

刘磊律师团队近期遇到不少“虚拟货币玩家”。 在这些聊天软件上的“聊天群”里，都在寻找卖虚拟货币的买家，已经中招了！ 结果，我悔恨不已，要么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赃款； ，却认为这是小概率事件，抱着侥幸心理做了（这一定构成犯罪）。

在刘律师团队近期代理的一起场外OTC案件中，商户通过蝙蝠聊天软件销售虚拟货币，被检察院以“包庇、隐匿犯罪所得”罪起诉。 ，你“知道”帮人卖赃物吗？

虚拟货币交易业务，行业术语为“场外OTC”，该业务的本质是：利用稳定币USDT市场价格的正常波动，通过虚拟中的“信息不对称”货币市场，赚取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差价。 虚拟货币行业：疑似币贩团伙来电！

比如微信群里，有人喊：我10万元出6.55 USDT； 币商看到火币网或中币网各有6.54 USDT。 所以，就赚这一分钱的差价，利润率大概是千分之一； 给别人买一千万币，给自己赚一万。 这个生意的本质是批发和零售！ 嫌疑人是一名从虚拟货币交易所批发硬币并在各种聊天软件上零售的经销商。 如果嫌疑人是做服装生意的，从批发市场批发，在各个微信群零售，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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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场外交易商户认定要点

OTC（coin dealer）作为卖币商是否违法的关键在于：

1、嫌疑人零售客户的进货资金是否存在问题？

2、作为经销商，嫌疑人有什么义务审查进货资金的合法性？

3、你知道客户购买的资金是赃款吗？

如果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嫌疑人（场外商户）明知买家购买资金是赃款，场外商户随机选择买家，价格也符合市场行情； 买卖双方互不认识。 然后，一般来说：

犯罪嫌疑人因“过于自信的过失”或“过失过失”，或两者兼而有之，主观上收受赃款的案件应该较多。 否则，作为一个理性的正常人，犯罪嫌疑人绝不会用自己的多张实名账户银行卡收款，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 更不用说，因为大约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三的利润，冒着被判入狱3-7年的风险去做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事情。 （也就是卖1000万虚拟币只赚1万到3万元）。

因为隐瞒隐瞒犯罪需要主观故意卖usdt犯法么，所以“过失过失”和“过失过失”不构成犯罪。

然而，犯罪嫌疑人客观上帮助犯罪分子完成“赃款与虚拟货币”的兑换却是事实！ 那就是帮助不法分子完成赃物的买卖。

如果公诉人坚持认为嫌疑人主观上构成“明知”，辩护人则认为这种明知应当以“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制度来判断，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交易。 在“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应扩大解释为“间接故意”，不应解释为隐匿犯罪所得及其所得罪中的“主观明知”。毕竟，在本案中，主观认定困难，刑法应保持谦虚，不能宽泛解释，当然，如果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知道赃款，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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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总结

通过回顾众多案例，我们认为：

首先，嫌疑人的零售客户是通过各种聊天软件上的“买币群”发现的。

对此，检察官可能会质疑：

为什么人们不自己通过交易所购买更便宜的硬币，而是通过你，硬币经销商？ 这就好比，你问为什么不去淘宝、拼多多买产品，却要去实体店买贵的？ 要知道，注册境外虚拟货币兑换账户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这些散户和币通的聊天软件之所以都是海外聊天软件，主要是因为我国现有的政策不支持频繁的虚拟货币交易。 虽然单纯买卖虚拟货币并不违法，但微信群内的此类交易，已被腾讯打击，只能使用海外聊天软件；

第二，客户的购买资金中可能有赃款，但更多的应该是非赃款。 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其他客户的购买资金是合法资金还是赃款。 也就是说卖usdt犯法么，如果收款账户中有赃款来推断主观上是否知道，那么就要分析嫌疑人卡中的所有资金，看看有多少是合法资金？ 非法资金有多少？ 多少是合法的？ 非法资金占有量有多大？

三、作为经销商，嫌疑人有什么义务审查进货资金的合法性？ 法律法规不明确，应结合“行业惯例”判断！

诚然，嫌疑人对整个行业的客户资金了如指掌，其中可能夹杂着赃款。 但是，知道这个行业存在赃款，并不代表犯罪嫌疑人知道某笔收购资金是赃款； 自行车被偷了。”

嫌疑人从事币商业务，应结合自身认知能力判断所感知的购买资金的合法性；

不少犯罪嫌疑人作为自然人，结合当时的交易场景，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超越自身能力审查客户的进货资金是否合法。

第四，嫌疑人是否知道客户购买的资金是赃款？

根据《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知”应当基于被告人的认知能力、与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所得的接触情况、类型等。犯罪所得及其数额、犯罪所得及其转换、转移方式、被告人供述等主客观因素确定。